七年以上,三年到七年,三年以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把同一个组织里的人切成三段,切开的位置不在他做了多少事,而在他被算成哪一种身份。这条界线两边的差距,比大多数人想的要大:一边还有缓刑的可能,另一边连门都没有。

同一份起诉书里,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之间往往只差一行字,落到刑期上是三年以下和三年以上的分野。三年以上没有缓刑,三年以下才有。所以这类案子里最值钱的辩护成果,不是把某个罪名打掉,是把身份从上面一档挪到下面一档。

身份是在哪几个节点被一步步钉住的

查封冻结发生在最前面。立案之后,侦查机关会对涉案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房产、车辆、账户、股权都在范围内。这一步通常在拘留后几周内完成,家属往往是在银行取不出钱的时候才知道。

起诉意见书会给人排队。公安移送的起诉意见书里,对每个人的表述是分开写的:谁组织、谁指挥、谁参加了几次、谁分到多少。这几句话的写法,直接决定后面检察院按哪一档起诉。

审查起诉阶段是唯一能改这段文字的窗口。案件移送后,辩护人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针对身份认定提交书面意见。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每次一个月,这段时间足够把一个人的行为从「多次积极参与」里摘出来。

庭前会议解决程序问题,不解决身份。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对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召开庭前会议,就是否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了解情况。身份是实体判断,要放到法庭调查里说。

一审的法庭调查有固定顺序。先查组织特征,也就是这个组织成不成立、谁在里面;再查具体犯罪事实,也就是每个人做了什么。组织特征一旦被认定,后面每个人都要在这个框架里找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身份之争常常要从组织特征打起。

判决书里的身份写在「本院认为」那一段。认定谁是积极参加者、谁是其他参加者,理由通常只有两三行。这两三行是二审唯一能攻的地方,也是家属最该逐字读的地方。

上诉期十日(第二百三十条)。判决送达之日起算,不是宣判之日起算。

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三档,和「积极参加」的判断标准

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原文是三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

三档之间有两个容易看漏的差别。一个是刑期,三年以上和三年以下,隔的是缓刑的门槛。另一个是财产刑,积极参加者「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者只有「可以并处罚金」,没有没收财产这一项。也就是说,一旦被认定为积极参加者,法院多了一个可以没收全部或者部分个人财产的选项,这个选项在一般参加者身上不存在。涉案财产整体怎么处理,另有一套规则,见被定成涉黑组织,财产会怎么处理。

「积极参加」的标准在纪要里。最高人民法院《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法〔2009〕382 号)给的表述是: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多次积极参与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且在其中起重要作用,或者积极参与较严重的组织犯罪活动且作用突出,以及其他在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情形。其他参加者,是指除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参加者之外,接受组织领导和管理、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成员。

这段表述里有两个关键词:多次,和重要作用。前者数次数,后者看角色。

次数怎么数。数的是他实际参与的违法犯罪活动,不是他在组织里待了多久。待了两年一次没参与,和组织特征沾边,和积极参加不沾边;反过来,入伙三个月参与四次,次数这一项就满了。时间长短影响的是印象,次数才影响认定。

作用怎么看。看他在每一次里的位置:是被人叫去的,还是叫人去的;是站在外面的,还是进屋谈的;是动手的,还是在旁边递东西、开车、望风的;事后是领固定金额,还是按比例分成。叫人、安排车、保管工具、统一发钱,这几个动作的分量比动手重。

头衔不起决定作用。组织里叫「队长」「组长」的,如果没有实际指挥行为,这个称呼在认定里撑不住;反过来,没有任何称呼、但每次都是他去通知人、去收钱、去安排车的,很可能被认定积极参加。名字叫什么不重要,动作是什么才重要。

「作用突出」是相对的。同一件事,在一群动手的人里他负责望风,作用不突出;在一群只是站着的人里他负责把人叫齐,作用就突出了。判断作用要放在这一次的具体场景里,不能拿别的案子的尺度套。

《反有组织犯罪法》管的是财产那一半。这部法律的第四章对涉案财产的认定和处置作了专门规定:有组织犯罪组织及其成员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及其孳息、收益,应当依法追缴、没收;同时要求严格区分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本人财产与家庭成员财产,对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财产可以委托代管托管,利害关系人对处置有异议的可以提出。身份定得越高,违法所得的范围划得越宽,合法财产被牵连的可能性也越大。

争身份,实际是在争哪几组证据

起诉书对每个人的行为描述。逐句读,看有没有具体到时间、地点、动作。写成「多次积极参与」而不写哪几次的,本身就是可以要求补正的地方。模糊的表述在法庭上撑不住,但需要有人去点破。

同案供述之间的矛盾。八个人说同一件事,时间对不上、地点对不上、谁在场对不上,这些矛盾要一条条摘出来做成对照表。对照表比辩论意见有用,法官看的是表。

组织内部的记账和分成记录。账本、微信转账、工资表、排班表。分成的记录最能说明位置:按比例拿钱的,靠近组织核心;拿固定金额的,靠近外围。这一组证据往往在案卷的电子数据部分,需要逐条翻。

参与次数的客观印证。通话记录、定位、监控、加油票据、酒店入住。次数是认定积极参加的硬门槛,把次数压下来,身份就往下走一格。

财产来源的举证要提前做。房产的购房款从哪来、经营收入的完税凭证、家庭共同财产里属于配偶和父母的份额。这些材料在侦查阶段就可以整理,等到判决阶段再提,处置方案往往已经定了。对查封财产提出异议的时点、写法,和一般的执行异议不是一回事。

身份的争点要写在最前面。书面意见如果从头到尾谈量刑,等于默认了身份。第一段就要写清对身份认定的异议,后面再谈罪名和刑期,顺序反了,前面的努力会被后面的话抵掉。

管辖、分案、查封:三个绕不开的现场问题

一审法院的层级看案情。涉黑案件一般由基层法院一审,组织规模大、罪名多、社会影响大的由广州中院一审;同一团伙分案起诉的,不同被告人可能落在不同法院,先判的判决会成为后面案子的参照,应对思路见同案的人已经判了,后面的人量刑还剩多少余地。

涉案财物的处置贯穿全程。查封冻结在侦查阶段,处置意见在审查起诉阶段形成,判决里落定。家属能做的实际动作是尽早把合法财产的来源凭证整理成册,附在书面意见后面,而不是等到执行阶段再提。

会见要把位置问清楚。第一次会见要问的是:你在这个圈子里算什么、谁叫你去的、你叫过谁、钱怎么拿的、有没有管过账或者管过人。这五个问题决定了身份往哪一档靠。

三年以下才有得谈。身份降到其他参加者,刑期落到三年以下,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甚至不起诉才进入讨论范围。判缓刑的案子通常有哪几个共同点,见判缓刑的案子,都有哪些共同点。

广州这边的尺度。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办的这类案子里,身份能被挪动的,多是「参与次数少加固定金额」这种组合;参与次数多、又有指挥动作的,硬争身份收益不大,重心要转到具体犯罪事实和财产处置上。

常见问题

一般参加者和积极参加者,判起来差多少?

刑期上是三年以下和三年到七年的差别,财产刑上是能不能判没收财产的差别。三年以下还有缓刑的空间,三年以上没有。同一个案子里,两个人做的事差不多,身份差一档,结果可能差出几年。

没头衔但经常帮组织办事,算哪一档?

看办的是什么事。通知人、安排车、收钱、管账,这几个动作会被认为起重要作用;偶尔帮忙跑腿、送东西,分量轻得多。头衔本身不重要,动作的性质和频次才重要。

只去过几次,但每次都动手了,会怎么定?

次数少对认定积极参加不利,但动手属于直接参与违法犯罪活动,作用上会被看重。这种情况通常要具体到每一次的伤害后果和在场的角色,争的是作用突出不突出,而不是次数够不够。

被认定积极参加者,财产会被没收吗?

法律给法院的是「可以」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不是必须。是否判处、没收多少,要看个人财产状况和违法所得范围。合法财产、家庭成员财产、第三人财产都可以主张区分。

家里人的房子被查封了,能提异议吗?

可以。要证明的是这套房不属于违法所得、购房款有合法来源、权利人不只是被告人。异议要在处置意见形成之前提,附上购房合同、付款凭证、贷款记录、完税凭证,越早越有用。

分案起诉,对我有利还是不利?

两种可能都有。先审的案子会把组织特征和身份框架定下来,后审的人在这个框架里辩,空间小一些;但先审的判决如果有认定上的漏洞,后审时可以拿来用。关键是拿到先审的判决书逐字比对。

判了之后还能不能改身份?

二审可以争,但难度比一审大。二审改判需要认定上的明显错误,比如把没有指挥行为的人写成指挥者、把次数算错、把别人的行为算到本人头上。这类错误在判决书里往往藏在那两三行理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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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起诉书上写你的那一段抄下来,逐句对着案卷核,看哪一句没有证据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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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律师,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执业领域包括刑事辩护、公司治理、合同纠纷与涉外民商事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