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做年度审计,翻出采购部负责人和一个供应商之间几十笔转账,还有几张购物卡的消费记录。老板把人叫来问,对方承认收过钱,说是供应商逢年过节给的。公司报了案,人从办公室被带走,家里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罪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家属的第一反应都一样:钱是收了,可这是公司自己的事,退回去、辞退、扣工资不就行了,怎么就成犯罪了。这类案子广东威法办过,家属最先问的就是收点钱怎么就成犯罪。

是不是犯罪,看三件事:主体、对价、数额。主体是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决定走受贿罪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收钱和职务行为之间有没有对价关系,决定这钱是贿赂还是人情往来;数额有没有过立案线,决定够不够追诉。三件事缺一件,可能只是违纪,可能只是民事上的不当得利。

从内部审计到判决,五个节点各有各的争点

内部审计和报案。这类案子多数不是公安自己发现的,而是公司审计、离职员工举报、供应商反水之后报案。报案材料怎么写,直接影响后面认定的范围。把正常的业务往来和可疑款项混在一起报,最后认定时会被整体打折。

立案侦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由公安机关管辖,通常落到经侦。传唤、拘传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拘留后二十四小时内必须讯问,需要逮捕的一般在三日内提请审查批准,特殊情况可延长一日至四日,流窜、多次、结伙作案的可以延长至三十日(第九十一条)。

逮捕后的侦查羁押。一般为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可以延长一个月(第一百五十六条)。这一段时间是核账的窗口,辩方要自己先把涉案金额重算一遍,不是等起诉意见书。

审查起诉。一般一个月,重大复杂的一个月内不能作出决定的可以延长半个月(第一百七十二条);退回补充侦查每次一个月,以两次为限。多数改变定性和削减数额的结果,发生在这个阶段。

一审和二审。一审一般二个月,至迟不超过三个月(第二百零八条);不服判决的上诉期十天,二审一般二个月(第二百四十三条)。全流程走完,快的七八个月,慢的一年半以上。

三个区分,决定这是犯罪还是违纪

第一层是主体。国家工作人员收钱,走《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的受贿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钱,走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同是收钱,两个罪名的起刑点和量刑档次完全不同。

我们代理的一起案子,被告人是村委会主任。很多人以为村干部一定按国家工作人员处理,其实不是。《刑法》第九十三条对国家工作人员作了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另有专门解释,村委会成员只有在协助政府从事救灾抢险、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管理、代征代缴税款等特定行政管理工作时,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日常管理村集体事务、处置集体资产时收钱,落回第一百六十三条。这个区分决定了案子由监委调查还是公安侦查,也决定了量刑起点。

第二层是与职务侵占的分界。收供应商的钱,是第一百六十三条;拿本单位账上的钱,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职务侵占罪。中间有一种常见形态:供应商把报价抬高,公司多付的那部分由高管和供应商分掉。这时候钱是从公司账上出去的,看起来像侵占;但高管利用的是采购定价的职务便利,为供应商谋了利,钱最终来自供应商,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处理。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钱从谁手里出,谁得了利。

第三层是与违规收受礼金的界限。逢年过节的购物卡、婚丧嫁娶的红包、出差时对方安排的一顿饭一次旅游,金额不大又没有具体请托事项的,通常按违纪违规处理,不进入刑事程序。判断的重点是有没有为对方谋取具体利益,以及收受财物与职务行为之间有没有形成对价。反过来,只要有明确的请托、有相应的职务行为、有持续的资金往来,性质就变了。

数额和档次。第一百六十三条经修正后分三档:数额较大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立案追诉的起点是三万元(《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十条);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按受贿罪的两倍、五倍执行,即数额较大六万元、数额巨大一百万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第十一条第一款)。

我们代理的这起案子,两名被告人被认定的数额和情节不同,一个落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这一档,判了四年六个月;另一个判到二年九个月,低于这一档的法定最低刑。差距不来自罪名,来自各自涉案的数额、在共同行为中的作用,以及到案后的表现。

退赃和认罪认罚。违法所得一律追缴(《刑法》第六十四条)。退赃退赔是酌定从轻情节,按量刑指导意见,积极退赃退赔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百分之三十以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1〕21号)。认罪认罚从宽是另一条线,两者可以叠加,但不能替代。这起案子里,法院最终责令退缴的违法所得是十二万元,与起诉时指控的二百余万元差距很大,靠的是对每一笔款项的逐项拆解,不是靠态度。退赃能不能少判、什么时候退最合适,见受贿的钱退了,还能不能少判。

钱是怎么算出来的,账就要怎么拆回去

先把资金链画出来。银行流水、微信和支付宝转账、购物卡的卡号和消费记录、现金交付的时间地点。检方认定的每一笔,都要能对应到一次具体的请托或者一次具体的职务行为。对不上的,就是辩方的空间。

再把业务链画出来。供应商的报价单、比价记录、招标文件、评审记录、合同、验收单、发票、付款审批流程。价格是不是明显高于市场,高出多少,高出部分去了哪里,这一组材料决定涉案金额的基数。

审计报告和司法会计鉴定是主战场。这类案件的数额几乎都靠鉴定意见固定下来,而鉴定意见最容易被攻的地方是口径:把整个合同金额算成行贿数额,把尚未实际交付的财物算成收受,把用于公共用途的款项算进个人所得。广东威法代理的这起案子里,辩方从三个方向拆:违法建筑本身不具有合法的财物属性,不能计入受贿数额;没有付款、也没有实际占有的房产,不构成收受;以公益名义支出的赞助款,没有进入个人口袋,不应认定。逐项拆下来,指控的二百余万元落到判决认定的部分,差距明显。

程序上的动作要及时。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可以申请重新鉴定,也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出意见(《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证人证言前后矛盾的,申请证人出庭(第一百九十二条);这些申请在审查起诉阶段提,比在一审开庭时提有效得多。

认罪认罚要算清楚再签。认罪认罚具结书里的量刑建议,是控辩协商的结果,签之前要把数额、档次、从轻减轻情节逐项过一遍。签了之后再翻供,从宽的幅度会被收回。企业这边还有一层,公司被立案后法定代表人会不会被牵连,见公司被查了,法定代表人要不要担刑责;如果涉案的是员工拿了本单位货款,性质与本节讨论的收受供应商财物完全不同,见员工拿了公司的钱,是侵占还是挪用。

广州的职务犯罪案件怎么分口

管辖先看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由监察委员会调查,调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这类案件由公安机关管辖,广州各区公安分局的经侦大队立案,涉案金额大、跨区或者涉及多家企业的,由市局经侦支队牵头。

审级上,这类案件一审在各区人民法院,二审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刚过线的案件多在基层法院一审终结;数额巨大、涉及多人多笔的,量刑协商的空间集中在一审。

广州这几年对涉案企业推行合规改革,企业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完成合规整改的,可以作为不起诉或者从宽处理的考量因素。这条路对单位犯罪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有用,对纯粹的个人受贿作用有限。

各区的尺度有差别。收的是回扣还是居间报酬,看的是钱进来的路径和有没有对价,陈凯佳律师先把这两处核实,定性才谈得上。商贸企业集中的城区,供应商与采购之间的资金往来查得更细,鉴定口径偏严;制造业和物流业集中的城区,对居间报酬、业务提成的性质认定相对宽松一些。

常见问题

收的钱退了,还会不会判刑?

退赃影响量刑,不影响定罪。数额已经达到追诉标准、对价关系成立的,退了照样构成犯罪,只是可以从轻。

供应商给的是借款,写了借条,还构成受贿吗?

看有没有真实的借款事由和归还痕迹。有借条、有约定的利息、有部分还款记录、双方确有资金往来基础的,一般不认定为受贿;只有一张事后补的借条、没有还款动作、出借人从未催讨的,会被认定为掩盖受贿的形式。

公司自己发现的,能不能内部处理不报案?

公司可以选择不报案,但一旦供应商或者其他人举报,公安仍会立案。只作内部处理、后面被查出来,公司自身还可能涉及单位犯罪或者包庇。

高管收钱,公司要不要担责?

看收钱是为了个人还是为了单位。为了个人、违法所得归个人的,公司不构成单位犯罪;经单位决策、违法所得归单位的,公司可能构成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一并追责。

数额刚好六万元,会怎么判?

六万元是数额较大的起点,落在第一档,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这个区间里,退赃、认罪认罚、初犯、坦白能起的作用最大,实务中判缓刑的案例不少。

家属能做什么?

把家里的资金往来凭据、合同、聊天记录整理出来,先交给辩护人;不要自己去联系供应商或者证人,这一步很容易被认定为串供。退赃的钱怎么凑、什么时候交,也要先和辩护人商量。

钱从哪来、为什么给、给了之后办了什么事,这三问的答案决定了案子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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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佳律师,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常务副主任、高级合伙人、民商事专业委员会主任,执业领域包括刑事辩护、劳动纠纷、合同纠纷与侵权责任。

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 陈凯佳律师

辩护思路的完整框架,收在重大刑事辩护领域页;广州各区经侦立案与法院排期的具体情况,另见广州办案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