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基本信息

案由:追偿权纠纷(涉港,保证人追偿+继承人责任限定)

当事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雄vs上诉人(原审被告)付×琼、余×彬、余×怡,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溢×泰实业有限公司

承办律师:陈凯佳律师、梁伟愉律师(付×琼、余×彬、余×怡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

二审法院: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案号:(2025)粤****民终****号

审理程序:二审(终审)

案件类型:涉港民商事纠纷

案情

2017年8月6日,陈×雄、溢×泰公司、余×生与廖×生、余×招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周转资金合同》,约定溢×泰公司为资金用款人,陈×雄及余×生为共同连带保证人,最高周转资金本金为800万元。后因溢×泰公司未按期还款,廖×生提起诉讼,经惠城区法院调解确认溢×泰公司、陈×雄及余×生共同偿还借款本息、律师费、诉讼费等共计521万余元。

陈×雄主张其本人及通过亲属陈×璇、陈×彤代为向廖×生支付了538万余元,于2024年6月向深圳前海合作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溢×泰公司偿还上述款项,并要求余×生的继承人付×琼、余×彬、余×怡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溢×泰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偿还责任。

一审判决认定陈×雄履行保证责任的金额为100万元,判令付×琼、余×彬、余×怡在另案确定的继承遗产范围内对溢×泰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偿还责任(余×怡保留20万元必留份)。陈×雄与付×琼、余×彬、余×怡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争议焦点

1.陈×雄向廖×生支付的款项系个人履行保证责任还是代表公司还款——在陈×雄与溢×泰公司存在账户混同的情况下,如何认定款项性质;

2.陈×雄是否对溢×泰公司享有追偿权——其付款行为是否构成履行保证责任;

3.付×琼、余×彬、余×怡作为余×生的继承人,是否应对陈×雄承担清偿责任——保证人追偿权不成立的情况下,继承人是否仍需承担责任;

4.未成年继承人余×怡的"必留份"金额应如何确定。

代理策略

陈凯佳律师、梁伟愉律师在二审阶段代理付×琼、余×彬、余×怡,采取了"釜底抽薪"的核心策略——从根本上否定陈×雄的保证人追偿权,而非仅在一审基础上争取更有利的责任范围。

律师以《周转资金合同对账凭证》所附《客户对账单》为核心证据,证明溢×泰公司明确确认陈×雄名下账户由公司使用作为收款及付款账户。结合陈×雄在另案中自认的"将银行卡长期交公司使用"的事实,构建完整的账户混同证据链,论证陈×雄通过上述账户向廖×生的付款系公司还款行为,而非个人履行保证责任。

律师指出陈×雄未提供其名下及陈×璇、陈×彤名下账户的完整银行流水,且陈×璇、陈×彤与陈×雄存在亲属关系和利害关系,其代付行为不能排除系溢×泰公司资金循环的可能性。成功将举证责任转移至陈×雄一方,令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律师论证陈×雄从2019年开始付款直至2024年才提起诉讼,长达数年未向溢×泰公司主张权利,不符合行使追偿权的常理,反证其付款行为系公司自身行为。

律师主张保证人追偿权是继承人承担责任的前提,如陈×雄不构成履行保证责任,则追偿权不成立,付×琼等作为继承人自然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办理结果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5年11月27日作出终审判决:

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溢×泰公司向陈×雄偿还100万元);

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付×琼、余×彬、余×怡承担责任的判项);

三、驳回陈×雄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36910.31元,由陈×雄负担;付×琼、余×彬、余×怡已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本院予以退回。

案例价值总结

本案是陈凯佳律师团队在二审阶段实现"全面翻盘"的经典案例,具有以下重要参考价值:

第一,确立了"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混同"情形下保证人追偿权不成立的裁判规则。二审法院明确:公司法定代表人将个人账户交由公司使用,构成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的混同,通过该账户进行的付款行为不能排除系公司自身还款行为,保证人追偿权缺乏事实基础。

第二,明确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在账户混同的初步证据已成立的情况下,举证责任转移至主张履行保证责任的一方,如未能提供完整银行流水证明资金来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三,确立了"交易习惯反证"的裁判思路。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后长期未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不符合行使追偿权的常理,可作为认定付款行为系公司自身还款的辅助依据。

第四,本案例展示了"釜底抽薪"式诉讼策略的实战价值——不满足于在一审基础上争取有利条件,而是从根本上否定对方请求权基础,实现委托人的全面胜诉。

威法评析

陈凯佳律师、梁伟愉律师在本案二审中实现了"全面翻盘"的卓越成果。本案一审判决付×琼等三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溢×泰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偿还责任,二审经陈凯佳律师团队代理后,成功撤销该判项,付×琼等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本案的核心亮点在于律师"釜底抽薪"的诉讼策略。律师没有仅围绕"继承人应在多大范围内承担责任"这一表层问题展开辩论,而是深入挖掘"陈×雄是否构成履行保证责任"这一根本性问题,以账户混同为核心突破口,从根本上否定陈×雄的追偿权。二审法院完全采纳了律师的代理意见,认定陈×雄与溢×泰公司存在财产混同,其付款行为不能排除系公司自身还款,追偿权不成立,继而驳回陈×雄对付×琼等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的成功代理,充分展现了陈凯佳律师团队在复杂民商事案件中的专业素养和诉讼策略能力。律师对账户混同、举证责任分配、交易习惯反证等法律规则的精准把握,结合对案件事实的深入挖掘和证据链的精心构建,最终实现了委托人的全面胜诉,堪称"二审翻盘"的经典范例。

裁判文书全文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粤****民初****号

原告:陈××,男,199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和××,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刘××,总经理、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

被告:付××,女,1971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佳,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愉,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男,199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佳,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愉,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女,2011年7月2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香港居民身份证×××。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佳,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愉,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与被告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付××、余××、余××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4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和××、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被告付××、余××、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佳、梁伟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公司支付原告代为偿还的借款本息、律师费、诉讼费等共计人民币(币种下同)5388828元;2.判令付××、余××、余××在继承的余×生遗产价值范围内对上述诉讼请求中的债务中××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清偿责任;3.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保全等费用。

事实与理由:2017年8月6日,原告、××公司、余×生与廖××、余××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周转资金合同》(以下简称《周转资金合同》)。合同约定:××公司为资金用款人,廖××、余××为出款人,原告及余×生为共同保证人;合同项下最高周转资金本金为800万元,资金用途为××公司向供应商采购纸巾、洗衣粉等货物,周转资金的回报率为60天内按10%计算;原告与余×生的保证责任为周转资金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出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含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等必要的维权费用),原告及××公司的保证形式为共同连带担保责任。合同签订后,廖××依据合同约定共向××公司出借本金4245368.1元,后因××公司未按期还款,廖××将××公司、原告及余×生以民间借贷纠纷诉至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惠城区法院”),案号为(2018)粤****民初****号(以下简称“10137号案件”)。主要诉讼请求是要求××公司、原告及余×生共同偿还借款本金、利息、律师费60万元及诉讼费等。案件在审理过程中,经惠城区法院主持调解,各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人民法院出具了(2018)粤****民初****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公司、原告及余×生向廖××偿还借款本金3645386.1元、相应利息、律师费60万元及诉讼费25581.5元。调解书生效后,原告向廖××支付了借款本息、律师费、诉讼费等共计4388828元。原告作为担保人承担上述债务后,××公司及余×生至今未向原告予以支付。原告有权向××公司进行追偿,余×生应在案涉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清偿责任。余×生已于2022年7月24日因交通事故去世,付××、余××、余××为其合法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依法在继承的余×生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辩称:原告诉请代为偿还的(2018)粤****民初****号民事调解书的调解款项的事实属实,但××公司现经营异常,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无力清偿。

被告付××、余××、余××辩称:一、原告向廖××支付的款项应认定为××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而非认定原告承担保证责任。根据各方签订的《周转资金合同》,余×生需承担担保责任的前提是××公司所负款项未偿还完毕。1.根据(2023)粤****民初****号(以下简称“6319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原告自述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此期间其将招商银行的银行卡(尾号4275)放在公司使用且直至2020年才将卡收回。原告在2019年将此卡用以向廖××归还款项,应认定法定代表人代为行使还款责任,而非原告个人承担担保责任。2.××公司在担保合同中指定的收款人为原告,即原告实质上是对外代表××公司收取款项及开展其他事务的,原告向廖××归还借款的行为同样体现的是××公司的意志。3.××公司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除了公私混用的尾号为4275的账户外,其他账户已被法院查控和冻结,客观上无法通过自身账户履行对廖××的付款责任。基于此种情况,原告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使用尾号为4275的账户替××公司归还款项应认定为是公司履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还款义务。二、即便认定原告及案外人向廖××支付的款项确实为调解款,但原告现追索的2019年12月20日之前的款项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得到法律保护。原告在本案中追偿的款项,除2022年12月15日由陈×璇支付的30万元外,其余款项均发生在2019年12月20日之前。原告在2019年12月20日至提起本案诉讼这段时间内并未向余×生追偿上述费用,即本案中仅有30万元仍处于诉讼时效保护的范围内。三、付××、余××、余××与案外人余×生就遗产范围内债权问题仍在另案诉讼二审阶段中,付××、余××、余××并未取得遗产范围内债权遗产份额。故,原告主张付××、余××、余××在获得遗产范围内进行清偿没有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被继承人承担还款责任的前提是继承了遗产,而不查明遗产范围就无法确定被继承人的责任大小及是否需要承担清偿责任,继而判处就缺乏事实依据。四、《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但是,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余××出生于2011年7月26日,至余×生去世时刚满11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劳动能力。因此,即便认为余××应当在继承遗产份额内偿还债务,也应当为其保留一部分遗产作为抚养费。因深圳、香港等地消费水平较高,以6000元每月计算较为稳妥,至少预留给余××必要的抚养费50万元。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辩意见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进行了

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关于××公司与余××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

2017年8月6日,××公司作为甲方、廖××和余××作为乙方、余×生和原告作为丙方签订了《周转资金合同》。合同约定:1.甲方因贸易资金周转需要向乙方申请最高周转资金额度,并由丙方提供最高周转资金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乙方根据甲方具体贸易付款的需要,经甲方每次提出书面申请后,分次分笔支付上述周转资金。周转资金本金余额和担保的最高本金余额均为800万元。2.乙方代甲方支付的款项要有甲方提供付款申请书为支付凭证.....60天的周转资金回报率为10%,周转资金及10%的回报率一起返回,(即支付货款金额100万元,60天内需返回货款110万元)。3.如丙方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丙方的两个保证人之间亦承担连带责任。2018年3月29日,××公司与廖××、余××签署了《周转资金合同对账凭证》。该凭证记载:××公司在申请分笔付款时曾指定的实际收款人有原告、卢沛豪、袁晓娜;2017年12月29日原告作为实际还款人偿还了20万元,李××作为实际还款人分别于2018年1月11日、1月19日各偿还了20万元;乙方指定的实际收款人为廖××。对账凭证后所附《客户对账单》显示:××指定用于收款和付款的账号包括本案原告名下银行账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账号:×××5,以下简称“农行4275账户”)。

廖××于2019年向惠城区法院起诉××公司、本案原告及余×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即10137号案件。廖××在该案起诉主张的事实包括:1.廖××与××公司、本案原告及余×生于2017年8月6日签订《周转资金合同》,××公司为用款人,余××与廖××为出款人,本案原告及余×生为保证人。余××与廖××同意依据××公司的经营需要分次分笔提供周转资金即出借款项。廖××按合同约定,自2017年7月至2017年9月通过廖××累计向××公司提供借款6358311.4元,余××直接向××公司提供借款124000元。廖××提供的出借款6358311.4元中有2112943.3元系代第三人余××支付,廖××实际出借了4245368.1元,第三人余××出借了2236943.3元。截至2018年1月19日,××公司仅归还借款本金60万元,仍欠廖××借款本金3645386.1元以及自2017年11月27日后的利息。廖××诉请判令:××公司偿还余××借款本金3645386.1元及利息;本案原告、余×生对上述欠款本金及利息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本案原告及余×生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及原告因本次维权所支付的律师费60万元。2019年1月11日,惠城区人民法院出具(2018)粤****民初****号民事调解书。廖××与××公司、本案原告及余×生协议约定:1.××公司、本案原告及余×生一致确认借款本金3645386.1元、自2017年11月1日计至2018年11月30日止的利息为947800.39元,实际计至所有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公司、本案原告及余×生自愿承担诉讼费20581.5元、保全费5000元、律师费60万元,以上所有债务合计5218767.9元。2.具体支付方式为:(1)××公司、本案原告及余×生在本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廖××支付50万元;(2)廖××解除车辆、银行账户的保全后三日内,××公司、本案原告及余×生向廖××支付第二笔50万元;(3)剩余欠款于2019年2月28日前支付50万元,2019年3月30日前支付100万元,2019年4月30日前支付100万元,2019年5月30日前在保留30万元剩余不计息本金情况下支付其与全部债务,2020年1月30日前将剩余不计息本金30万元还清(收款账户户名为廖××)。3.2018年12月1日起的还款期间,对于计息本金,利息按月利率1%持续计算(以偿还后剩余的计息本金为计算基础),直至所有债务计息本金与利息清偿之日止,且被告所有还款按上述顺序进行扣减并以此作为结算依据。4.××公司、本案原告及余×生对任何一笔款项存在逾期超过7日支付的,则视所有款项还款期限提前到期,并且剩余未偿还计息本金利息计算方式恢复按初始约定的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完毕所有剩余计息本金之日,廖××有权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上述剩余债务本金、利息、诉讼费、律师费等款项(执行阶段不重复主张律师费)。

二、关于原告及其委托人向廖××付款的事实

原告名下尾号9791的建行账户向廖××付款的情况:陈×璇尾号为8873的银行卡于2019年1月11日向原告该卡转入50万元,次日该卡向廖××转出50万元。

原告名下农行4275账户向廖××付款的情况:1.2019年1月17日,××公司转入原告该账户50万元并备注“还借款”,原告该账户于当日向廖××转出50万元。2.2019年3月11日,洪清梅向叶泳璇5577号账户转入153714元、王建斌向叶泳璇该账户转入226285元。同日,叶泳璇向该账户转入18万元,该账户随后向廖××转出18万元。3.2019年3月14日,叶泳璇向该账户转入30万元、原告转入2万元,该账户于同日向廖××转出32万元。

原告名下尾号0055的招商银行账户向廖××付款的情况:2019年4月8日转出30万元(××公司汇入30万元后),2019年4月10日转出20万元,2019年4月11日转出30万元(陈×璇汇入30万元后),2019年4月13日转出13万元(陈×璇汇入13万元后),2019年4月18日转出7万元(李××汇入7万元后),2019年5月31日转出15万元,2019年6月11日转出20万元(××公司汇入224000元后),2019年7月31日转出30万元(陈×璇汇入30万元后),2019年8月8日转出30万元(陈×璇汇入30万元后),2019年8月16日转出30万元(陈×璇汇入30万元后),2019年8月30日转出20万元(陈××汇入30万元后),2019年9月12日转出20万元(陈×璇前一日汇入20万元后),2019年10月8日转出30万元,2019年12月20日转出438828元。

陈×彤名下尾号2737的招商银行账户向廖××付款的情况:2019年11月9日,潘陈×璇向该账户转入345000元,陈×彤向该账户转入24000元。随后,该账户向廖××转出20万元。

陈×璇名下尾号6001的招商银行账户向廖××付款的情况:2022年12月15日转出30万元并附言“代陈××付款(结清)”。原告主张以上款项均为向廖××履行保证责任支付的款项,陈×彤、陈×璇均确认上述付款为代原告支付。

2022年12月15日,原告向廖××发送转款30万元的截图并告知:“终于全部结清了。”2024年8月17日,廖××向原告出具结清证明,确认收到原告及其委托付款方支付的5388829元。

三、关于关联案件诉讼情况的事实

余×生与被告付××于1997年2月15日登记结婚。被告余××、余××为余×生与付××的子女。余×生于2022年7月24日在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死亡。

2023年7月12日,本院立案受理了付××、余××、余××诉本案原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即6319号案件,××公司为该案第三人。付××、余××、余××诉请判令本案原告因欠付余×生的债务,向付××、余××、余××支付欠款本金440万元及利息;具体分配比例为向付××支付欠款及利息的2/3、向余××、余××各支付欠款及利息的1/6。

付××、余××、余××在该案中主张的借款有多笔由余×生支付至本案原告农行4275账户,本案原告主张实际为××公司借款。××公司在该案中提交情况说明称:为了便于日常经营,本案原告名下尾号为4275的农业银行卡是给公司使用,案涉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均与本案原告无关;2016年6月7日收到的60万元借款是用于公司经营,余×生作为公司股东对于公司借用给银行卡的情况是认可的。原告在6319号案件中确认,原告的卡放在××公司使用,最开始是尾号为农行4275号银行卡,后面是招商银行尾号0055的银行卡及中国银行尾号为2514的银行卡,但中国银行卡因为额度问题没有使用,招商银行的卡大概是2020年时收回。

本院经审理确认该案借款的主体为本案原告。本院另审查认为:关于付××主张案涉借款发生在夫妻存续期间,其是共同出借人的意见,案涉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为被告与余×生,付××并非借款合同相对方,现有证据未能证实其是共同出借人,故对于原告主张应按比例向付××、余××、余××偿还借款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付××、余××、余××作为余×生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被告应向付××、余××、余××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本院于2024年2月29日作出(2023)粤****民初****号民事判决,判令本案原告向付××、余××、余××偿还借款本金361.1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双方均不服该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24)粤****民终****号。

另查:1.××公司于2013年9月29日注册成立。2016年4月21日,××公司的股东由深圳市加加为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赖文安(30%)、原告(20%)、余×生(30%)、陈兰娟(20%),原告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12月20日,××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银夫。原告陈述其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后公司才申请了对公账户。2.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可以指明的余×生遗产为6319号案件所涉债权。3.××公司主张仅向原告借用过尾号为4275的银行卡,且其主张原告通过该卡或其他卡向案外人的还款为履行担保义务。

本院认为,被告余××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具有涉港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案涉主债权债务的发生地、保证责任的履行地均在我国内地,各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律,故本院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我国法律作为本案准据法。

一、关于原告行使追偿权的顺序问题

《民法典》第七百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债务人追偿,享有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但是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第三人提供担保,担保人之间约定相互追偿及分担份额,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其他担保人按照约定分担份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担保人之间约定承担连带共同担保,或者约定相互追偿但是未约定分担份额的,各担保人按照比例分担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第三人提供担保,担保人之间未对相互追偿作出约定且未约定承担连带共同担保,但是各担保人在同一份合同书上签字、盖章或者按指印,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其他担保人按照比例分担向债务人不能追偿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除前两款规定的情形外,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其他担保人分担向债务人不能追偿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案涉《周转资金合同》约定原告与余×生对××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原告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并要求其他担保人按照比例分担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故,原告履行保证义务后可以向××公司追偿,不能追偿的部分可以要求连带保证人余×生承担二分之一。

二、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原告或其亲属向余××履行付款义务持续至2022年12月15日,如案涉付款构成履行保证义务,原告享有的追偿权范围于该日得以确定,其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应自该日起算。2022年12月15日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不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本院对被告该项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告代付款金额的认定问题

原告在6319号案件中确认其于2016年4月21日后将其银行卡借给××公司使用,先是尾号为4275的农业银行银行卡,后面是尾号0055的招商银行银行卡,于2020年左右收回。根据原告提供的上述两张银行卡向廖××转款的记录,两张卡付款时间呈接续关系,符合原告在6319号案件中的陈述且付款时间处于××公司借卡期间。因此,案涉付款中,原告名下农行4275账户向廖××付款的1000000元及尾号0055的招商银行账户向廖××付款的2388828元不能认定为是原告个人履行的保证责任,应认定为××公司的还款行为。

现有证据未能证明原告尾号9791的建设银行账户于2019年1月11日向廖××付款的50万元及陈×彤代付的20万元系来源于××公司,故本院对于该70万元系原告履行保证责任的金额予以确认。原告于2019年12月20日起已不再是××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陈×璇于2022年12月15日代原告支付的30万元亦应列入原告履行保证责任范围内。综上,原告履行保证责任的金额为100万元,原告有权就该款项向被告××公司追偿。

四、关于付××、余××、余××应承担的责任问题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付××、余××、余××均为余×生第一顺位继承人,三人应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余×生的案涉债务,即××公司不能清偿的案涉债务的二分之一。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能够明确的余×生的遗产即为6319号案件中余×生的债权,故本案仅针对该部分财产进行处理,付××、余××、余××应在6319号案件生效判决【二审(2024)粤****民终****号】确定的继承债权范围内就本案债务承担责任。如原告日后查明付××、余××、余××继承了余×生的其他遗产,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但是,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该条确立了遗产必留份制度,系为维护继承人生存权,为其生活需要保留必不可少的财产。被告余××为未成年人,缺乏劳动能力、自身没有生活来源,应为其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综合考虑余××抚养人情况、需被抚养年限及深圳市的生活消费水平,故本院对余××保留遗产酌情按照20万元予以确定,余××承担案涉债务时应先扣除该部分保留的必留份额。

综上所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七百条、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偿还100万元;

二、被告付××、余××、余××应各自在(2023)粤****民初****号案件生效判决【二审(2024)粤****民终****号】确定的继承遗产范围内对被告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前述第一项债务中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向原告陈××承担偿还责任(被告余××承担责任时应先扣除保留的必留份额20万元);

三、驳回原告陈××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1910.31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28110.31元,由被告××公司负担13800元(被告付××、余××、余××连带负担8800元)。原告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本院于判决生效后予以退回。被告××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13800元(被告付××、余××、余××连带负担8800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陈××,被告付××、余××、××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余××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曲卓

人民陪审员朱璇

人民陪审员黄少亭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卓泽璇

书记员刘佩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5)粤****民终****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男,199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房,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和××,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紫薇,广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女,1971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28号,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佳,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愉,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男,199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28号,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佳,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愉,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女,2011年7月2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香港居民身份证S494746(2)。

法定代理人:付××,女,1971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28号,公民身份号码×××,系余××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佳,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愉,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76号华昌大厦8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B。

法定代表人:刘××,总经理、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

上诉人陈××与上诉人付××、余××、余××、被上诉人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24)粤****民初****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陈××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陈××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公司、付××、余××、余××承担。上诉理由:陈××向案外人廖××直接支付以及由亲属代付的共计538828元款项全部系个人履行保证责

任所支付的款项,一审仅认定陈××履行保证责任的金额为100万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予以改判。陈××使用名下尾号4275的农行卡、尾号0055的招行卡合计向廖××指定收款人廖××支付的款项438828元均来源于个人自有资金,该部分款项也应计入陈××承担保证责任的金额。关于陈××名下尾号4275的农行卡支付款项,根据陈××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陈××通过尾号4275农行卡向廖××(调解书确定的收款人)支付款项100万元,分别为2019年1月17日支付的1笔50万元、2019年3月11日支付的4笔18万元、2019年3月14日支付的8笔32万元,经陈××核实确认,完全属于自有财产。根据陈××提交证据关于尾号4275农行卡的银行流水可知,前述18万元和32万元的两笔款项,在陈××支付给廖××之前,是先由陈××的妹妹陈×璇转给陈××,属于家庭自有资全,明显与××公司无关。剩余50万元,是××公司在此前偿还给陈××的个人借款,陈××在当时作为××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在日常也会根据公司经营所需拆借资金给××公司,这里就是××公司先偿还了陈××的个人对公司的借款,陈××再以此资金对外付款,明显也属于陈××自有资金(陈××提供的证据银行流水中均显示有备注“还借款”)。关于陈××名下尾号0055的招行卡支付款项,根据陈××于2024年10月22日在微法院提交的其名下尾号0055招行卡自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银行流水,陈××通过尾号0055招行卡共向廖××支付款项3388828元,分别为:2019年4月8日支付的1笔30万元(××公司汇入30万元后),2019年4月10日支付的1笔20万元(杨娱燕汇入288000元后),2019年4月11日支付的6笔30万元(陈泳满汇入30万元后),2019年4月13日支付的3笔13万元(陈×璇汇入13万元后),2019年4月18日支付的2笔7万元(李××汇入7万元后),2019年5月31日支付的3笔15万元(王建斌、李鲁鲁分别汇入118437元、10万元后),2019年6月11日支付的1笔20万元(××公司汇入224000元后),2019年7月31日支付的1笔30万元(陈×璇汇入30万元后),

2019年8月8日支付的1笔30万元(陈×璇汇入30万元后),2019年8月16日支付的1笔30万元(陈×璇汇入30万元后),2019年8月30日支付的4笔20万元(陈××名下其他银行卡汇入20万元后),2019年9月12日支付的1笔20万元(陈×璇汇入20万元后),2019年10月8日支付的1笔30万元(张淑辉、杨云龙汇入25万元、5万元后),2019年12月20日支付的1笔438828元(钟石辉汇入67300元、陈×彤汇入261216元、周文浩汇入9万元后)。经陈××核实确认。其中两笔××公司汇入的款项30万元、20万元与前述尾号4275农行卡情形相同,均属于××公司偿还给陈××的个人借款。其余汇入款项20万元是陈××其他银行卡汇入的自有资金,153万元是陈××的妹妹陈×璇汇入的家庭自有资金,1158828元是与他人之间的往来资金。陈××通过尾号0055招行卡共向廖××支付的款项3388828元均属于陈××的自有资金。陈××通过尾号4275的农行卡、尾号0055的招行卡向案外人廖××(廖××指定收款人)分别支付的100万元、3388828元均属于陈××的自有资金,应将合计为4388828元的款项计入陈××承担保证责任的金额。

二、陈××名下尾号4275的农行卡虽然会给××公司公司使用,但并非完全交给××公司仅为公司因公使用,不应将该银行卡向案外人廖××支付款项认定为××公司的还款行为。根据陈××一审时提供的证据关于该卡的银行流水,明细中有大量电信费、短信费和美团外卖费,以及通过支付宝支出的零星款项,明显是陈××用于个人日常生活消费,可以证明该卡陈××自身亦在使用。付××、余××、余××还主张上陈××的其他银行卡比如招商银行卡也是交由××公司使用,陈××否认存在该事实,且经过举证,证明另案庭审笔录中所载的招商银行卡,实际是指尾号4275的农业银行卡,庭审笔录存在记载错误。陈××通过尾号4275农行卡及尾号0055招行卡向廖××支付款项不应认定为××公司的还款行为。

上诉人付××、余××、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付××、余××、余××无需向在(2024)粤****民终****号民事判决确定的继承遗产范围内对××公司前述第一项债务中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向陈××承担偿还责任,××公司、陈××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陈××及陈×彤、陈×璇向案外人支付的款项应认定为是××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而非陈××履行了保证责任。根据案涉《最高额保证担保周转资金合同》,余×生需承担担保责任的前提是××公司所负款项未偿还完毕。本案中,陈××向案外人归还的款项应认定为××公司在履行还款义务。

陈××用以向案外人偿付款项的来源应为××公司的资产。另案庭审笔录中陈××明确自认其部分账户用于被××公司经营。陈××自认其自2016年4月担任法定代表人起至2019年一直将自己的私人银行卡提供给××公司使用。据付××、余××、余××提交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据可知,陈××与被上诉人××公司的账户一直处于混同状态。2016年至2018年期间,陈××的私人账户与××公司的账户存在混同。2019年1月12日,陈××转给廖秋冬的50万元是接收由陈×璇转来的款,而根据陈××尾号为9791建行卡的银行流水,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2日期间,陈××转账给陈×璇的款项共计10笔,金额正好合计50万元,即陈××很多向陈×璇的转款都是在其任被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基于其个人账户与公司账户存在混同的情况下,以源自溢异泰公司的资金向陈×璇转款,陈××向案外人的转款应认定为××公司向案外人的还款而非陈××履行担保责任。

陈××曾担任××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并明确将其个人账户用于××公司经营,且一直持续至今,且其陈述在2020年收回自用不属实。根据付××、余××、余××提交的

庭审笔录证据,陈××自述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此期间其将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尾号4275)放在公司使用且直至2020年才将卡收回,除了尾号4275的银行卡外,陈××还将招商银行及中国银行的银行卡交予××公司使用,其在2019年使用上述银行卡用以向案外人归还款项,应认定陈××是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工作而为××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而非陈××个人承担担保责任。根据付××、余××、余××新提交的陈××在商事仲裁案件中提交的《对“通知”的回复》《出差派遣协议》《吴诗乐的证人证言》《余×富的证人证言》及一审提交的《庭审笔录》,以上证据均可共同印证陈××自认的国外项目属于××公司且陈××都有参与经营,至少直至2022年10月10日,其银行账户一直都交付给××公司使用。事实上,××公司至今仍存续,只是通过变更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方式规避股东和法定代表人风险。结合上述证据,可知陈××陈述其何时将银行卡收回的陈述并不属实,其本人一直有参与××公司的经营,持续至今。陈××在本案中仅提供了其向案外人转账支付的银行流水,但并未提供出其款项来源的完整银行流水证据或其他佐证材料,无法排除其所对外转账的款项系来自于××公司的可能,且陈××本人并未到庭对该情况进行具体阐释说明,结合其长期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职,其账户又与××公司公账存在混同(私账用作公账)等情况,应认定陈××用以向案外人偿付款项的来源系源于××公司的资产。

《最高额保证担保周转资金合同对账凭证》中载明陈××账户为××公司对外收取借款的内容,亦能够充分证实陈××与××公司账户的混同,对于与××公司、陈××均产生关联的对外债务的还款资金来源的举证责任,应由陈××全面负担,具体包括举证证明陈××账户资金属于其个人资金等。根据一审阶段付××、余××、余××提交的完整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周转资金合同对账凭证》第一页显示,××公司在担保合同中指定的收款人为“陈××”及当时××公司的工作人员及财务人员“卢沛豪”“李××”,且主要为“陈××”,需要注意的是,在该页中,并没有限定陈××哪个账户进行收款,甚至对于陈××使用除银行账户外的其他账户也未有限制,换言之,只要是上述人员实名持有或者委托代付(包括但不限于陈××所委托代付的姐妹陈×彤、陈×璇)的所有账号(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账户),均应当视为××公司的还款,此为××公司的对外付款承诺,理应对××公司及包括陈××在内的人员产生法律约束力。如前所述,当初在约定作为××公司收款人时,陈××本人并没有提出异议,且实际交付其账户进行收款并还款,根据常理推断,陈××在未能举证证实其账户内资金与××公司账户资金存在明显区别、区分的情况下,从有利于款项责任承担利害关系人的角度,本着公平公正原则,陈××应当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而非只是保证责任。即无论其以个人名义还款,亦或是有证据证明款项来源于××公司的还款,均应当视为××公司以自身资产的还款,此才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合理判断。陈××不仅是案涉借款债务的约定还款人、收款人,还是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乃至现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管理人,换言之,陈××以××公司的名义开展职务工作所折射出的时空界限根本并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只到2020年。需要强调的是,陈××没有举证用其账户收入的款项有返还给××公司或与其他陈××账户相区分。结合上述论述,按照常理推断,既然证据中笼统约定收款人为陈××,而未指定陈××应使用的收款及付款账户,即意味着作为实际收款人的陈××,其无论以哪一张卡进行对外偿付,均应认为系××公司所作的还款,即以陈××名义收取的款属于××公司的收款,那以陈××名义支付的还款应当也属于××公司的还款。据付××、余××、余××提交的证据可知,陈××在2016年时均是使用自身银行账户去作为公账对外付款,结合陈××提交的银行流水证据,其后续主张向案外人归还的多笔款项,同样是使用尾号为4275的账户及招商银行账户,即应认定陈××向案外人付款的行为系××公司依据合同履行还款义务而非陈××承担保证责任。陈××账号转入款项至案外人账号前,通常系由××公司、陈×璇、陈×彤账户先支付款项进入陈××账户中。除了××公司名下账户直接转账到陈××账户外,陈奕形、陈×璇账号转入案外人账号的款项,亦是以××公司的名义支付,而非代陈××支付款项。陈××账户在偿还案外人款项前,也曾经以公司经营账户的名义大量转款给陈×彤、陈×璇账户,这也为后面陈×彤、陈×璇账户能够直接偿还廖××、案外人款项的原因之一。××公司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除了公私混用的尾号为4275的账户外,其他账户已被法院查控和冻结,其客观上无法通过自身账户履行对案外人的付款责任。基于此种情况,陈××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使用尾号为4275的账户替××公司归还款项应认定为是××公司履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还款义务。一审判决在确定××公司尚需向案外人还款的金额时,未考虑陈××与××公司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况,实质上是变相减少了××公司的债务责任。

陈×彤、陈×璇对案外人付款的性质应认定为是××公司在履行还款义务。本案中,陈×彤、陈×璇代陈××向案外人付款的款项来源不明,有极大可能来源于××公司。根据陈×璇提供的银行流水所示,陈×璇的账户极可能系××公司用于经营的账户(对应本案转给陈××的50万元及代付的30万元)。陈×璇账户(尾号5577农行卡)内存在大量与户名为“李××”的人员的资金来往记录(如20190104、20190109、20190110、20190213、20190215、20190222、20190227、20192028、20190301、20190302、20190308、20190309、20190312、20190313、20190315、20190316、20190319、20190321、20190323、20190329、20190401、20190404、20190409、20190412、20190413等),且大部分属于转出款项,“李××”该人为××公司的原财务人员,“李××”在接收了陈×璇转账后开展公司财务运作,实际上,“李××”控制××公司的财务支出问题陈×璇账户(尾号5577农行卡)内出现:20190102转支1笔备注为“体检费陈×衡”的流水;20190104转存4笔备注为“电力预付款”的流水;20190808支出4笔“手套化工”的流水等;陈×璇账户(尾号5577农行卡)亦存在大量以××公司名义转账给案外人的流水项目(如20190906显示的一笔备注“代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陈×璇账户存在大量与陈××、陈×彤相往来的大额流水,基于陈××是××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彤是××公司关联公司盛麟达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客观实际,并结合陈×璇账户所涉及的流水绝大部分为数额过万元的大额款项情况。可知,陈×璇上述账户资金与正常人基于日常生活的小额、零碎开支的实际情理完全不符,换言之,陈×璇账户必然是用于公司经营,而非个人使用。综上流水数据可知,陈×璇账户款项与××公司公账存在紧密款项往来,除了被用于公司经营层面上对外实现大额资金流转外,还涉及公司经营层面上的员工、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开支,该账户并非个人用途。因此,陈×璇账户不可能是陈×璇本人控制的自有资金账户,其内资金来源也并非陈×璇的个人资金,而是××公司的经营款项或资金。根据陈×彤提供的银行流水所示,陈×璇的账户同样系××公司的经营的账户(对应本案代付的20万元)。陈×彤尾号为

2737招行卡中,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1日期间,陈×彤收取陈××的款项共计51笔,金额合计2320809.03元;陈×彤转账给陈××的款项共计139笔,金额合计6370220.1元。陈×彤尾号为2737招行卡中,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1日期间,陈×彤收取陈×璇的款项共计133笔,金额合计6189534.3元。陈×彤转账给陈×璇的款项共计24笔,金额合计663045元。陈×彤尾号为2737招行卡中,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1日期间,陈×彤转账给吴诗乐(××公司后来财务人员)的款项共计11笔,金额合计34725.37元。陈×彤尾号为2737招行卡中,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1日期间,陈×彤转账给其名下其他账户的款项共计378笔,金额合计13776757.74元,截止到2021年1月1日,资金账户为89.95元。根据另案付××、余××、余××与××公司确认劳动关系案件的初步审理情况,陈奕形账户主要用于溢升泰公司员工工资发放(××公司在另案陈述系委托陈×彤发放工资),从陈×彤的该账号中出现的多笔转账给××公司员工“李××”、“余×富”、“钟×汉”、“胡×华”、“胡晓峰”、“吴诗乐”、“张培毫”,此外还有大量××公司不知名员工。同样地,陈×彤的账户存在大量与陈××、陈×璇相往来的大额流水,基于陈××是××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璇亦实际参与××公司关联公司经营的客观实际,陈×彤账户亦必然用于与××公司的经营或关联公司经营。陈×彤在收取了大量来自于陈××和陈×璇账户(实

际为××公司经营账户)的资金后,才转账给案外人。可见,陈×彤并非代陈××偿还案外人款项,而系直接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偿还。由此亦可知,陈×彤账户不可能是其本人控制的自有资金账户,其内资金来源也并非其个人资金,而是××公司的经营款项或资金。

陈×彤、陈×璇系陈××的亲属,其两人在庭审陈述代付款的款项原自家庭资金,但陈×璇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在2019年时仍为在校学生,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判断,其难以对15万元这一大额款项有实质的处分权,即所谓的代付款声明应为陈××单方让其签订,具体支出的款项来源应系直接受陈××控制。另如若二人所述情况属实,则陈××大可不必同时向二人提出代付款请求而仅向其中一人提出即可,甚至陈××可直接调用家庭资金付款。陈××自身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本身便与××公司的利益高度绑定,且陈××并未提交完整的银行流水记录,并不能排除其是先将××公司的款项转出至陈×彤、陈×璇处,借用其名义向案外人付款后再立名目回过头来向连带责任担保人余×生索要款项,以谋取不当利益。陈×彤、陈×璇二人所述其资金系家庭收入来源,但其与陈××对此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款项来源,对其说法应不予确认。

根据付××、余××、余××新提交的《庭后说明》《胡×华劳动合同》《胡×华银行流水》《吴诗乐社保缴纳记录及银行流水》《(2024)粤****民初****号开庭笔录》,可共同印证陈×彤曾用其账户向××公司的员工发放工资,从该点上可推断陈×彤的账户内金额来源于××公司,其向案外人转款的资金来源亦应来源于××公司,同时可证实陈×彤的账户内资金与××公司的资金存在混同,且陈×彤名下账户实际系用于××公司的经营付款及开支的事实。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庭后说明》证据是由××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出具的,其中强调陈×彤账户款项的来源系源自其父亲陈清敏,且××公司的账户自2019年起便因被冻结而无法使用,可印证××公司必须使用实际控制人××公司及相关亲属名下(陈××姐妹陈×彤、陈×璇等)私人银行账户对外开展经营的情况,亦可说明上述私人账户的款项来源均源自××公司。陈××及陈×彤、陈×璇所称的还款行为实质上是××公司自身向案外人履行还款义务,××公司向案外人支取的款项已通过陈××的账户足额清偿完毕,在此情形下,付××、余××、余××作为余×生的亲属,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一审在(2024)粤****民终****号案件未审结,余×生的遗产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判决付××、余××、余××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对被陈××承担还款责任,明显不当。被继承人承担还款责任的前提是继承了遗产,而不查明遗产范围就无法确定被继承人的责任大小及是否需要承担清偿责任。在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中,债权人对继承人的请求权基础在于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债的法律关系,而产生该关系的法律事实有三:一是被继承人死亡;二是被继承人生前负有未清偿之债;三是继承人继承了被继承人的遗产。其中继承系核心要件,因为正是基于继承遗产这一客观事实,依照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继承人才需就遗产债务向债权人负清偿责任,反之未继承、放弃继承或没有遗产继承,则不承担责任。查明遗产范围,为本案确定既成事实是否实际发生,判断债权人的请求权基础是否成立的先决条件。本案中,余×生生前在与付××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曾将一笔钱借给陈××,该笔借款实际为夫妻共同财产,故在余×生去世后,付××、余××、余××就该笔借款向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偿还该笔借款,案号为(2023)粤****民初****号。但在一审中,法院并未认定该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是将该笔借款认定为余×生个人债权,判令陈××将该笔借款返还给付××及其子女,也没有审查和区分清楚各个继承人之间所应得的份额,付××、余××、余××提出上诉,同时,陈××也提起了上诉,截至本案一审判决之日,付××、余××、余××与陈××民间借贷纠纷尚未审理终结,付××所占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个人份额以及付××、余××、余××继承遗产份额并未确定。

对余××保留的必留份额应为50万元。必留份额的确定应结合继承人所

环境及当地人均消费支出综合考虑。余××现在深圳、香港两地走读,付××为了兼顾女儿的教育需要随行陪读,时间、精力、金钱消耗较大。对于本案需给余××预留的继承份额数额的确定应高于一般深圳地区的消费支出水平,并需结合香港地区的生活开支水平进行认定。

被上诉人××公司未作答辩。

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公司支付原告代为偿还的借款本息、律师费、诉讼费等共计人民币(币种下同)5388828元;2、付××、余××、余××在继承的余×生遗产价值范围内对上述诉讼请求中的债务中××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清偿责任;3、各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保全等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公司与余××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2017年8月6日,××公司作为甲方、廖××和余××作为乙方、余×生和原告作为丙方签订了《周转资金合同》。合同约定:1.甲方因贸易资金周转需要向乙方申请最高周转资金额度,并由丙方提供最高周转资金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乙方根据甲方具体贸易付款的需要,经甲方每次提出书面申请后,分次分笔支付上述周转资金。周转资金本金余额和担保的最高本金余额均为800万元。2.乙方代甲方支付的款项要有甲方提供付款申请书为支付凭证.....60天的周转资金回报率为10%,周转资金及10%的回报率一起返回,(即支付货款金额100万元,60天内需返回货款110万元)。3.如丙方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丙方的两个保证人之间亦承担连带责任。2018年3月29日,××公司与廖××、余××签署了《周转资金合同对账凭证》。该凭证记载:××公司在申请分笔付款时曾指定的实际收款人有原告、卢沛豪、袁晓娜;2017年12月29日原告作为实际还款人偿还了20万元,李××作为实际还款人分别于2018年1月11日、1月19日各偿还了20万元;乙方指定的实际收款人为廖××。对账凭证后所附《客户对账单》显示:××指定用于收款和付款的账号包括本案原告名下银行账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账号:×××5,以下简称农行4275账户)。廖××于2019年向惠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公司、本案原告及余×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即10137号案件。廖××在该案起诉主张的事实包括:1.廖××与××公司、本案原告及余×生于2017年8月6日签订《周转资金合同》,××公司为用款人,余××与廖××为出款人,本案原告及余×生为保证人。余××与廖××同意依据××公司的经营需要分次分笔提供周转资金即出借款项。廖××按合同约定,自2017年7月至2017年9月通过廖××累计向××公司提供借款6358311.4元,余××直接向××公司提供借款124000元。廖××提供的出借款6358311.4元中有2112943.3元系代第三人余××支付,廖××实际出借了4245368.1元,第三人余××出借了2236943.3元。截至2018年1月19日,××公司仅归还借款本金60万元,仍欠廖××借款本金3645386.1元以及自2017年11月27日后的利息。廖××诉请判令:××公司偿还余××借款本金3645386.1元及利息;本案原告、余×生对上述欠款本金及利息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本案原告及余×生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及原告因本次维权所支付的律师费60万元。2019年1月11日,惠城区人民法院出具(2018)粤****民初****号民事调解书。廖××与××公司、本案原告及余×生协议约定:1.××公司、本案原告及余×生一致确认借款本金3645386.1元、自2017年11月1日计至2018年11月30日止的利息为947800.39元,实际计至所有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公司、本案原告及余×生自愿承担诉讼费20581.5元、保全费5000元、律师费60万元,以上所有债务合计5218767.9元。2.具体支付方式为:(1)××公司、本案原告及余×生在本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廖××支付50万元;(2)廖××解除车辆、银行账户的保全后三日内,××公司、本案原告及余×生向廖××支付第二笔50万元;(3)剩余欠款于2019年2月28日前支付50万元,2019年3月30日前支付100万元,2019年4月30日前支付100万元,2019年5月30日前在保留30万元剩余不计息本金情况下支付其与全部债务,2020年1月30日前将剩余不计息本金30万元还清(收款账户户名为廖××)。3.2018年12月1日起的还款期间,对于计息本金,利息按月利率1%持续计算(以偿还后剩余的计息本金为计算基础),直至所有债务计息本金与利息清偿之日止,且被告所有还款按上述顺序进行扣减并以此作为结算依据。4.××公司、本案原告及余×生对任何一笔款项存在逾期超过7日支付的,则视所有款项还款期限提前到期,并且剩余未偿还计息本金利息计算方式恢复按初始约定的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完毕所有剩余计息本金之日,廖××有权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上述剩余债务本金、利息、诉讼费、律师费等款项(执行阶段不重复主张律师费)。

二、关于原告及其委托人向廖××付款的事实原告名下尾号9791的建行账户向廖××付款的情况:陈×璇尾号为8873的银行卡于2019年1月11日向原告该卡转入50万元,次日该卡向廖××转出50万元。原告名下农行4275账户向廖××付款的情况:1.2019年1月17日,××公司转入原告该账户50万元并备注“还借款”,原告该账户于当日向廖××转出50万元。2.2019年3月11日,洪清梅向陈×璇5577号账户转入153714元、王建斌向陈×璇该账户转入226285元。同日,陈×璇向该账户转入18万元,该账户随后向廖××转出18万元。3.2019年3月14日,陈×璇向该账户转入30万元、原告转入2万元,该账户于同日向廖××转出32万元。原告名下尾号0055的招商银行账户向廖××付款的情况:2019年4月8日转出30万元(××公司汇入30万元后),2019年4月10日转出20万元,2019年4月11日转出30万元(陈×璇汇入30万元后),2019年4月13日转出13万元(陈×璇汇入13万元后),2019年4月18日转出7万元(李××汇入7万元后),2019年5月31日转出15万元,2019年6月11日转出20万元(××公司汇入224000元后),2019年7月31日转出30万元(陈×璇汇入30万元后),

2019年8月8日转出30万元(陈×璇汇入30万元后),2019年8月16日转出30万元(陈×璇汇入30万元后),2019年8月30日转出20万元(陈××汇入30万元后),2019年9月12日转出20万元(陈×璇前一日汇入20万元后),2019年10月8日转出30万元,2019年12月20日转出438828元。陈×彤名下尾号2737的招商银行账户向廖××付款的情况:2019年11月9日,潘陈×璇向该账户转入345000元,陈×彤向该账户转入24000元。随后,该账户向廖××转出20万元。陈×璇名下尾号6001的招商银行账户向廖××付款的情况:2022年12月15日转出30万元并附言“代陈××付款(结清)”。原告主张以上款项均为向廖××履行保证责任支付的款项,陈×彤、陈×璇均确认上述付款为代原告支付。2022年12月15日,原告向廖××发送转款30万元的截图并告知:“终于全部结清了。”2024年8月17日,廖××向原告出具结清证明,确认收到原告及其委托付款方支付的5388829元。三、关于关联案件诉讼情况的事实。余×生与被告付××于1997年2月15日登记结婚。被告余××、余××为余×生与付××的子女。余×生于2022年7月24日在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死亡。2023年7月12日,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付××、余××、余××诉本案原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即6319号案件,××公司为该案第三人。付××、余××、余××诉请判令本案原告因欠付余×生的债务,向付××、余××、余××支付欠款本金440万元及利息;具体分配比例为向付××支付欠款及利息的2/3、向余××、余××各支付欠款及利息的1/6。付××、余××、余××在该案中主张的借款有多笔由余×生支付至本案原告农行4275账户,本案原告主张实际为××公司借款。××公司在该案中提交情况说明称:为了便于日常经营,本案原告名下尾号为4275的农业银行卡是给公司使用,案涉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均与本案原告无关;2016年6月7日收到的60万元借款是用于公司经营,余×生作为公司股东对于公司借用给银行卡的情况是认可的。原告在6319号案件中确认,原告的卡放在××公司使用,最开始是尾号为农行4275号银行卡,后面是招商银行尾号0055的银行卡及中国银行尾号为2514的银行卡,但中国银行卡因为额度问题没有使用,招商银行的卡大概是2020年时收回。法院经审理确认该案借款的主体为本案原告。法院另审查认为:关于付××主张案涉借款发生在夫妻存续期间,其是共同出借人的意见,案涉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为被告与余×生,付××并非借款合同相对方,现有证据未能证实其是共同出借人,故对于原告主张应按比例向付××、余××、余××偿还借款的意见,不予支持。付××、余××、余××作为余×生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被告应向付××、余××、余××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法院于2024年2月29日作出(2023)粤****民初****号民事判决,判令本案原告向付××、余××、余××偿还借款本金361.1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双方均不服该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24)粤****民终****号。另查:1.××公司于2013年9月29日注册成立。2016年4月21日,××公司的股东由深圳市加加为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赖文安(30%)、原告(20%)、余×生(30%)、陈兰娟(20%),原告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12月20日,××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银夫。原告陈述其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后公司才申请了对公账户。2.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可以指明的余×生遗产为6319号案件所涉债权。3.××公司主张仅向原告借用过尾号为4275的银行卡,且其主张原告通过该卡或其他卡向案外人的还款为履行担保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余××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具有涉港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案涉主债权债务的发生地、保证责任的履行地均在我国内地,各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律,故法院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我国法律作为本案准据法。一、关于原告行使追偿权的顺序问题。《民法典》第七百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债务人追偿,享有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但是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第三人提供担保,担保人之间约定相互追偿及分担份额,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其他担保人按照约定分担份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担保人之间约定承担连带共同担保,或者约定相互追偿但是未约定分担份额的,各担保人按照比例分担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第三人提供担保,担保人之间未对相互追偿作出约定且未约定承担连带共同担保,但是各担保人在同一份合同书上签字、盖章或者按指印,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其他担保人按照比例分担向债务人不能追偿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除前两款规定的情形外,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其他担保人分担向债务人不能追偿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案涉《周转资金合同》约定原告与余×生对××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原告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并要求其他担保人按照比例分担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故,原告履行保证义务后可以向××公司追偿,不能追偿的部分可以要求连带保证人余×生承担二分之一。二、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原告或其亲属向余××履行付款义务持续至2022年12月15日,如案涉付款构成履行保证义务,原告享有的追偿权范围于该日得以确定,其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应自该日起算。2022年12月15日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不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对被告该项抗辩理由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代付款金额的认定问题。原告在6319号案件中确认其于2016年4月21日后将其银行卡借给××公司使用,先是尾号为4275的农业银行银行卡,后面是尾号0055的招商银行银行卡,于2020年左右收回。根据原告提供的上述两张银行卡向廖××转款的记录,两张卡付款时间呈接续关系,符合原告在6319号案件中的陈述且付款时间处于××公司借卡期间。因此,案涉付款中,原告名下农行4275账户向廖××付款的1000000元及尾号0055的招商银行账户向廖××付款的2388828元不能认定为是原告个人履行的保证责任,应认定为××公司的还款行为。现有证据未能证明原告尾号9791的建设银行账户于2019年1月11日向廖××付款的50万元及陈×彤代付的20万元系来源于××公司,故对于该70万元系原告履行保证责任的金额予以确认。原告于2019年12月20日起已不再是××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陈×璇于2022年12月15日代原告支付的30万元亦应列入原告履行保证责任范围内。原告履行保证责任的金额为100万元,原告有权就该款项向被告××公司追偿。四、关于付××、余××、余××应承担的责任问题。《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付××、余××、余××均为余×生第一顺位继承人,三人应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余×生的案涉债务,即××公司不能清偿的案涉债务的二分之一。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能够明确的余×生的遗产即为6319号案件中余×生的债权,故本案仅针对该部分财产进行处理,付××、余××、余××应在6319号案件生效判决【二审(2024)粤****民终****号】确定的继承债权范围内就本案债务承担责任。如原告日后查明付××、余××、余××继承了余×生的其他遗产,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但是,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该条确立了遗产必留份制度,系为维护继承人生存权,为其生活需要保留必不可少的财产。被告余××为未成年人,缺乏劳动能力、自身没有生活来源,应为其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综合考虑余××抚养人情况、需被抚养年限及深圳市的生活消费水平,故对余××保留遗产酌情按照20万元予以确定,余××承担案涉债务时应先扣除该部分保留的必留份额。综上所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七百条、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偿还100万元;二、被告付××、余××、余××应各自在(2023)粤****民初****号案件生效判决【二审(2024)粤****民终****号】确定的继承遗产范围内对被告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前述第一项债务中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向原告陈××承担偿还责任(被告余××承担责任时应先扣除保留的必留份额20万元);三、驳回原告陈××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910.31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28110.31元,由被告××公司负担13800元(被告付××、余××、余××连带负担8800元)。原告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法院于判决生效后予以退回。被告××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13800元(被告付××、余××、余××连带负担8800元),拒不缴纳的,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案涉《周转资金合同》约定陈××与余×生对××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陈××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并要求其他担保人按照比例分担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陈××主张已履行保证义务,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陈××主张其本人或委托陈×璇、陈×彤向廖××支付的款项,系作为保证人代××公司偿还借款的行为,但综合分析全案证据及事实,陈××的该主张不能成立,陈××主张的支付行为不能排除系××公司使用自身资金进行还款的可能。

根据××公司与廖××、余××于2018年3月29日签署的《周转资金合同对账凭证》所附的《客户对账单》,××公司明确确认陈××名下账户由××公司使用作为收款及付款的账户,这一事实直接表明陈××的个人银行账户与××公司的经营账户存在混同使用的情况。陈××自2016年起即为××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陈××将个人账户交由公司使用,构成了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的混同。陈××未提供其名下及陈×璇、陈×彤名下账户的完整银行流水,以查明其账户资金往来情况,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陈××主张陈×璇、陈×彤向廖××转款系代其支付的款项,陈×璇、陈×彤对此予以认可。但陈××与陈×璇、陈×彤存在亲属关系,陈×璇与陈×彤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陈×璇、陈×彤与陈××存在款项往来,不能排除这些转账是××公司资金循环的可能性。

陈××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陈×璇、陈×彤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或者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也不能证明其事后向陈×璇、陈×彤偿还了代付款项。在××公司与廖××、余××的借款关系中,××公司指定陈××为收款人,在还款阶段又通过陈××的账户及与陈××有关联的账户进行还款,这一资金流程表明陈××的账户及关联账户实质上是在××公司资金往来的工具之一,陈××作为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其个人账户及关联账户被纳入公司资金运作,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其个人账户及关联账户进行的收款和付款行为均不能排除系××公司的行为,。如果陈××确实是以保证人身份代××公司偿还债务,按照交易习惯和常理,其应当在履行保证责任后及时向债务人××公司主张权利,但陈××从2019年开始付款直至2024年才提起诉讼,在××公司未偿还款项情况下长达数年未主张权利,这一行为不符合行使追偿权的常理,反而佐证陈××主张的还款行为是××公司的自身行为。陈××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向廖××支付的款项系其个人资金,也未能证明其与××公司之间存在清晰的财产界限。相反,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陈××的个人账户与××公司存在明显的财产混同情况,通过陈××名下账户进行的支付行为,不能排除系××公司的自身还款行为。陈××主张的追偿权缺乏事实基础,应不予支持。

陈××要求付××、余××、余××在继承的余×生遗产价值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清偿责任,由于陈××向廖××支付的行为不构成履行保证责任,陈××无权向其他保证人主张分担责任,陈××的上述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公司向陈××偿还100万元,××公司未提出上诉,对此可予以确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24)粤****民初****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24)粤****民初****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上诉人陈××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1910.31元,由上诉人陈××预交,由上诉人陈××负担28110.31元,由被上诉人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3800元。上诉人陈××已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被上诉人××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13800元。拒不缴纳的,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二审案件受理费36910.31元,由上诉人陈××预交28110.31元,由上诉人付××、余××、余××预交8800元,由上诉人陈××负担。上诉人付××、余××、余××已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本院予以退回。上诉人陈××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拒不缴纳,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黎康养审判员:刘向军徐雪莹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袁旭君